1926年7月的一天，黑石礁的一户人家，来了一对青年男女，外人只知道他们是这家人的亲戚，谁也不会想到，男青年实际上是中共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女青年是他的革命伴侣、后来写出《渔光曲》的著名作曲家安娥。
在傅景阳被捕后，为加强对力量受损的大连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邓鹤皋来到大连。邓鹤皋在领导福纺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发展壮大大连地方党组织，继续开展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就在这时，阴影也正在一步步逼近邓鹤皋。
然而，传奇四伏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枣园长时间一直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驻地。1941年8月，受命潜入大连的刘逢川与何汉清，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他们的任务是与苏联方面合作，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一年后，刘何二人转道山东，几经周折进入大连，着手建立秘密电台隐蔽点，做好长期潜伏准备。
这一年的年底，在黑石礁附近的一处简陋房子里，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叫何汉清，女的叫刘庆英。刘庆英是刘逢川的侄女，经叔叔介绍，与河汉清相识结婚。虽然小夫妻的感情很好，但当时的刘庆英并不知道，叔叔刘逢川之所以让她跟何汉清结婚，是为了掩护何的身份，以便长期隐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无数人和革命者倒在血泊中，大革命转入低潮。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党组织也在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短短一年间，党员数量从230人减少到十几人，一些意志薄弱者纷纷脱离组织，有的公开自首，传奇四伏有的甚至领着对手搜捕人。在惊涛骇浪面前，真正的人依然挺立潮头，义无反顾，向死而生。
这是刘逢川1945年春节在旅顺监狱写下的七言绝句：新旧年过在狱中，艰苦常羡烈士风。至死不屈英雄志，革命旗帜旋鲜明。
1926年4月27日，福纺纱厂的工人，在提高待遇等要求遭到日本资本家无理拒绝后，开始了长达一百余天、声势浩大的“四二七”大罢工。传奇四伏日本殖民当局采取一系列手段，先后逮捕了一批罢工骨干。罢工领导人、大连第一位员傅景阳排在首位。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大连的中共地下党连续四次遭到严重破坏，每一次都损失惨重，每一次都因为叛徒的出卖。
一直视其统治下的关东州为“无风地带”的日本殖民当局，对大连的工人斗争感到极度震惊与恐惧，他们立刻展开了更为残酷的。笼罩大连，黑暗地狱遍布人间。
“国破家亡，传奇四伏民族恨不共戴天。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志不转，看对手气馁，进退两难，铁血冲开自由路，奋勇打破胜利关，建立起中华苏维埃，死无憾。”这首《满江红》是纪守先行将就义前创作的，字里行间没有丝毫对死亡的畏惧，充满了人义无反顾、勇赴国难的豪迈气概。
1935年6月25日，邹立升等人在日本人的满洲油漆株式会社仓库里，点燃了抗日谋略团的第一把怒火。大火鼓舞了抗日谋略团的斗志，也激起了大连义士的抗日决心，数百人先后加入抗日谋略团或者成为外围人员。从1935年到1940年，抗日谋略团共施放五十七起大火，将日本殖民侵略者烧得焦头烂额。当年大连出版的日文报纸《日日新闻》这样写道：损失惨重！由于大量军用资材及其他贵重物资的被烧毁而引起的人心动荡和酿成的各种流言蜚语，对维持治安与完成圣战极为不利。而大连的老百姓则拍手称快，他们私底下哼唱着这样一首歌谣：大火连三月，烧红半边天。
枣园，位于陕西延安市城西北八公里处，是全国最著名的红色重点旅游景区之一，自70多年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从杨家岭迁来此地，枣园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时刻，也留下了辉煌的历史印记。
摄制组来到这里，和70年前的历史一起伫立在纪念碑前，仿佛听见志士的呐喊在山谷中回响，真切可见烈士的英灵在浮雕上永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1942年，始终没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傅景阳，于贫病交加中在沈阳去世，终年42岁。
这首歌名叫《中华工学会会歌》，原名《工农联盟歌》。在江西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摄制组找到了这首歌的出处，它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李立三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而编写的。1924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从李立三处学会后，把这首歌带到几千里之外的大连。《工农联盟歌》也被改编为《中华工学会会歌》，并从这里传唱开来。
1927年7月25日，已经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筹委会书记并兼任大连市委书记的邓鹤皋，在现在的胜利桥电车站，被日本警察抓捕，受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与对手进行义正辞严的斗争。
在监狱里，傅景阳受尽酷刑。但傅景阳始终没有暴露身份，他站在工人的立场严词斥责日本殖民当局。迫于各界压力，殖民当局最终释放了傅景阳，将其遣送出“关东州”，押解回复州城原籍。被严密监视的傅景阳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四二七楼院，每年的4月27日，不同年龄的人们和扎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都会聚集在这里，追忆近90年前的岁月峥嵘……
走进这座即将竣工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感油然而生。苍松翠柏刚劲挺拔，大理石碑巍然屹立。
在监狱里，面对对手的酷刑，刘逢川、何汉清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按照惯例，刘逢川、何汉清被捕之后会受到日本法院的审判，可是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始终没有任何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关押在监狱里的人陆续被释放，可就在此时，急盼亲人回家的刘庆英却收到了丈夫何汉清的遗书。
在沙河口区黄河路685号，有一幢二层的红砖小楼。每天，对面的商厦人群熙熙攘攘，门前的大街车辆川流不息，唯有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过往的行人或许能从窗前立着的石碑上，依稀想见到它90年前的模样……
中山区桃源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关东刑务支所就设立在这里，老百姓称之为“岭前大狱”，大批抗日志士在这个魔窟受到残害。1940年，因为叛徒告密，姬守先、秋世显、邹立升等抗日谋略团成员先后被捕，都被关押在这里。日本殖民者对他们恨之入骨，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秋世显被摧残致死。
那个时期，这座红砖楼宛如大连工人运动的精神地标。李震瀛、陈为人、邓中夏、王荷波、林育南等多位中国早期重要人物，都曾在这里指导大连以及南满地区的工人运动。在这些年轻的人领导下，中华工学会组织工人同日本殖民当局进行坚决斗争，一时间大连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并在声援“五卅”反帝斗争和福纺工人反日大罢工中走向高峰。
转眼到了1944年夏天，刘逢川接到苏联情报部门指令，正式搜集各类动态情报。就在苏联情报部门不断收到刘逢川小组搜集发送的军事情报的同时，日本特务机关也截获了何汉清的无线日午夜，就在何汉清结束发报时，10多名日本警察和宪兵闯了进来，将何汉清一家四口抓获，刘逢川和他的家人也随即被捕。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连的几处施工工地，工人陆续挖掘出大量的黑色炭状物，状似纸灰，上面字迹隐约，而且全都是日文，经过辨认整理，确认这是日本投降前夕，日本警、宪、特机关匆忙之间毁证灭迹，没有彻底销毁的档案，共有2006卷。如今，这些特殊的档案存放在大连市档案馆，定义为“纸灰档案”，这也是国内唯一的“纸灰档案”。 文图由广电提供
2015年4月，根据抚顺市党史研究部门提供的线索，摄制组在抚顺法院和监狱找到了叛徒胡杰三的下落。1927年，在大连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之后，胡杰三从大连销声匿迹，由日本特务机关安排，改名“范青”混进抚顺地下党组织，继续充当日本人的内奸。新中国成立后，其罪行败露，被抚顺市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1942年3月15日，关东地方法院对抗日谋略团进行了所谓的“公判”，法庭判处姬守先、邹立升等12人死刑。1942年冬，带着对信仰的忠诚、带着对亲人的眷恋，姬守先、邹立升等人在旅顺刑务所绞刑室慷慨赴死。
有至死不渝的忠诚与坚贞，就有寡廉鲜耻的变节与叛卖——胡杰三，沙河口工场翻砂工人，1927年春加入中国，不久后即被日本警察收买，成为内奸。邓鹤皋的被捕与其直接相关。1927年7月23日，胡杰三得知中共沙河口工场支部将召开会议，立即向沙河口警察署告密。在日本警察精心布下的陷阱里，中共沙河口工场支部书记韩冈清、中共大连市委工运部部长丁文礼等人纷纷被捕，严刑拷打之下，韩冈清、丁文礼先后变节，邓鹤皋由此暴露。
刘庆英后来得知，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8月16日中午，刘逢川、河汉清在旅顺刑务所被押上绞刑架秘密杀害。刘逢川时年35岁，何汉清年仅23岁，两个年轻的生命倒在黎明就要到来的那一刹那。
1924年的中国，大革命在南方兴起，风雷激荡之势震撼神州，而在辽东半岛的大连，却是一派死寂，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下，这座美丽的城市黑云压顶、万马齐喑。然而，在初夏的一天，从黄河路边这栋红砖小楼里，却传来了一阵激昂的歌声，如惊雷滚过天空——我们工人创造世界人类食住衣/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协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
大连现代博物馆，走进近代展厅，你会看到两件看似普通的物品——瓷钵与算盘，如果不看说明，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两样东西与制作火药有关。这是当年抗日谋略团也称抗日放火团成员邹立升使用过的工具。
1931年春天，趁殖民当局放松监视，傅景阳乘火车离开家乡前往沈阳寻找党组织。此时，他的父亲去世，家有老母妻儿，传奇四伏生活很是艰难。临行前，傅景阳依依不舍，他颤抖着双手从不满10岁的大儿子腰间，解下别人送的一条旧皮带，捆在自己衣衫褴褛的腰间，留了个念想儿。
随着施工队伍的工程收尾，大连市新烈士陵园的建造，也进入到最后阶段。今年的国家公祭日，这里将举行庄严隆重的公祭活动。